錢理群先生近照

編者按：2021年是魯迅誕生一百四十周年。北大資深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先生完成了兩部新著——《錢理群新編魯迅當代讀本》與《錢理群講魯迅》。以魯迅為思想資源回應時代課題，致力作為橋梁促成魯迅與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展開精神對話，是錢先生數十載魯迅研究的顯著特征與根本追求。正是2020年以來中國與世界遭遇的疫情與變局，促使錢先生再度“與魯迅相遇”。他把自己重讀魯迅的心得凝結成為這兩部新著，愿與在時代中前行的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朋友分享。

在由“活字文化”策劃、當代世界出版社即將推出《錢理群新編魯迅當代讀本》與《錢理群講魯迅》之際，本版特別刊出兩書的引言與后記，以饗讀者。

魯迅是最佳交談者

《錢理群新編魯迅當代讀本》引言

◎錢理群

我是2020年病毒肆虐時封閉在養老院里，想到編這么一本《魯迅當代讀本》的；現在是2021年伊始，恰逢今年是魯迅一百四十周年誕辰，正好借機將書編輯出版。

在我的感覺里，2020年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入極度困惑、焦慮之中的一年。我也不例外，我相信讀者朋友大都也是如此。這里要說的，是我的兩個困惑與焦慮。

首先是說不出的孤獨感：不僅是因為關在屋里與世隔絕，即使上網也無法交流，因為彼此突然都沒了共識，一說就吵，一吵就你死我活傷和氣。這時候，就渴望有一個可以放心說出心里話，坦誠交換意見，自由討論的“真朋友”：現實生活里一時難找，就到書本里去尋覓。

這時候，我就想到了魯迅，而且想把他推薦給諸位讀者。魯迅自己就說過，和他這樣的知識分子“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而可以“隨便談談”也自有緣由：他是一個“真”的人，他不僅敢于公開說出別人不敢說、不愿說、不能說的一切真實，更從不向他人隱瞞自己內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和失誤，他敢于面對自身的局限，更無情地解剖自己。他從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絕充當“導師”。

和當下許多人將自己的意見道德化、真理化，喜歡強加于人不同，魯迅將“同樣處于困惑中，有缺陷的自我”袒露在讀者面前，和我們一起探討和尋路。我們可以向他傾訴一切，討論、爭論一切，也可以毫不顧忌地批評他，甚至拒絕他：此刻、當下的中國與世界，這樣的“真朋友”實在是太難得了。

我的更大困惑還在于，2020年的中國與世界變得太快，我真有些無所適從，手足失措了。應該說，2020年全球性的自然的和人為的災難和危機，將人們習以為常、很少深思追問，但卻是根本性的問題，全都推到每一個人面前，逼著我們正視、反思。比如——

面對大變動、大動蕩的時代，應該“怎樣看”？——不僅是具體的看法，更是要以什么樣的眼光和方法去“看”。

面對如此復雜的中國與世界，應該“怎么想”？——重要的是以什么思維方式去“想”。

在這個人人都可以、事實上也天天在寫網文的網絡時代，我們該“怎樣寫”？——不僅是寫的內容，更是寫的形式。

在人們閉守家中有更多的時間讀書的時候，我們該“怎么讀”？——讀什么？以什么態度、心情、方法去讀？

最重要的是——

在這個世界上禁區遍布，又充滿誘惑的社會，我們該“如何做人”？——背后更有一個“我們為何而活，人生的理想、目標是什么”的大問題。

在全球危機四伏、又充滿機遇的時代，我們“怎樣做事”？——能夠做什么，以怎樣的精神去做。

等等。

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可以和魯迅“隨便談談”的。談這類話題，魯迅是最佳交談者。

這涉及對魯迅的認識。許多人都認為，魯迅的寫作有著自覺的現實介入意識，有具體的針對性，時代批判性；因而隨著時間距離越來越遠，讀者對他的時代越來越陌生，魯迅就越來越成為歷史的存在，令人崇敬卻難以親近。但這只是看到、說出了魯迅的一個方面；魯迅還有或許是更重要的一面：作為為數不多的文學家、思想家，魯迅既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更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雜文，不僅是“社會批評”，更是“文明批評”，對中國傳統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鞭辟入里的審視。魯迅對社會現象的開掘，又總能深入到人性的深處，其中包括了對中國國民性的剖析。

正是這兩方面的深度：歷史文化的深度，人性的深度，使得魯迅的寫作與思考，就具有了普遍性與超越性，既是從自己生活的現實出發，有時代性和歷史性；又超越時空，一直延伸到今天、當下，具有當代性。

魯迅的寫作和思考，更有自覺的主體投入性與主觀滲透性。他是作為個體的“人”去關照現實的，他對社會、歷史、人性的追問和對于自身人性的追問是融為一體的。個體的人的魯迅，也是直通當下的：他和我們一樣在苦苦思考該如何看、想、說、寫、讀，做人與做事……這類人生和人性的基本問題；今天我們重溫魯迅當年寫下的思考，其實就是把魯迅看作和我們一樣的“人”，尋找生命的共通點。在我們的感覺里，魯迅就活在當下中國：他是一個“正在進行式”的文學家和思想家。

那么，我們就和這位誕生于一百四十年前，又就在身邊的魯迅“隨便談談”吧。

2021年1月26日

從年輕到年老，足足講了五十年魯迅

《錢理群講魯迅》后記

◎錢理群

學生們問我，退休后要去哪里？

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完最后一課，正式退出了大學執教崗位。學生們問我，退休后要去哪里？我回答說，要回歸家庭，回歸“第二故鄉”貴州，還要到中學去講魯迅，“始終守住魯迅”。

經過近兩年的準備，2004年、2005年我在南師大附中、北大附中和北師大實驗中學，開設了《魯迅作品選讀》選修課。同時，從2002年12月開始到2005年，連續三年半，我應汕頭大學、復旦大學古代文化研究中心、廣東韶關教育學院、貴州師范大學、開封大學文學院、西北民族大學、杭州十四中、南京師范大學等校系之邀，在全國各地講學，所到城市計有江蘇南京、徐州，浙江杭州，山東聊城、煙臺，福建廈門，廣東汕頭、韶關，河南鄭州、開封，甘肅蘭州，陜西西安、寶雞，遼寧沈陽，湖南長沙、懷化，貴州貴陽、安順、都勻、遵義、凱里，以及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講學的中心話題，就是魯迅。

2006年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本不想參與任何紀念活動，卻不斷有年輕人——中學生、大學生、電大自學者、青年志愿者，以及中學青年教師來約請我講魯迅。我說過，“只要有年輕人愿意聽，我就不能不講，這是我給自己定下的‘規矩’，也是我的‘使命’”。于是，這一年，又在北京、南昌、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學校，在電視大學、志愿者論壇、三聯書店舉辦的暑期讀書會上大講特講魯迅，最后還匯成《魯迅九講》一書。

欲罷不能，2007年南下和中小學教師一起討論“理想中的中小學教育”期間，又在東莞中學、福州一中、蘇州十中給中學生講《魯迅是誰》。

休息了一年，2009年下半年，又應聘為臺灣“國科委”講座教授，在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給本科學生開設《魯迅作品選讀課》：這是“魯迅”第一次進入臺灣大學課堂。還在臺灣多個學術論壇與學術會議上講“魯迅左翼傳統”。

我能提供給年輕

朋友的，也只有魯迅

2010年是我閉門著述的一年，但也應上海寶山鋼鐵公司之邀，去給他們那里的部門領導和骨干，作過一次《魯迅論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改造》的學習輔導報告：這是為中國當代“企業文化”建設提供魯迅思想資源的嘗試。

2012年，又將“講魯迅”推向世界講壇：在印度召開的“魯迅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魯迅在當代中國的命運》的主旨發言。

2013年，在寫作上是我的“收官之年”，即編成《中學語文教材里的魯迅作品解析》和《志愿者文化叢書》中的《魯迅卷》二書：這是我對中小學語文教育與青年志愿者運動的最后服務。

2014年，一些年輕朋友告訴我，這些年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青年人自發組織的讀書會，參與者有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更有已經工作，仍渴望學習的各行各業的年輕人，他們多少具有理想主義的情懷，不滿足現狀，想要尋求新的更為深廣的精神資源，就組織起來，一起讀書，思考，在形成某種共識以后，就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嘗試新的生活方式，同時為社會服務。我立即敏感到，這是當下中國年輕一代思想、文化的一個新動向，具有重要、長遠的意義，作為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知識分子，我也必須參與其間，和他們一起讀書，討論。而我能提供給年輕朋友的，也只有魯迅。于是，就有了和讀書會的朋友“共讀《野草》”“共讀魯迅雜文”的新的嘗試。我至今還記得，在那間小小房間的里里外外，都擠滿了聞訊趕來的年輕人，一動不動地站了三四個小時，最后的熱烈討論也持續了很久而欲罷不能。

去年我去貴州，還遇到一位參加聽課、討論的年輕人，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然目光閃閃，激動不已，這也是我終生難忘的記憶。此次討論最后編成《和錢理群一起閱讀魯迅》一書，算是對我的“講魯迅”的一個總結。因為正是在這一年年末，我在“錢理群作品精編”出版座談會上發言，宣布：“我的時代已經結束，所要做的是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并把祝福送給年輕的朋友”。

魯迅本體是可以不斷

接近而不會完全被窮盡

2015年，我就搬進養老院，進入“為自己與未來”自由寫作的新境地，不再參加學術活動與社會活動。即使如此，我還是作了三次關于魯迅的公開講話：《魯迅的當代意義和超越性價值》、《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我們今天為什么需要魯迅》，同時還寫了幾篇關于魯迅研究的書序。

2019年底，我回貴州安順，近五十年前我在安順衛校教書時的學生為我舉行了數十人參加的聚會。我像當年那樣，又給他們講了一次魯迅。這樣，我就從年輕到年老，足足講了五十年的魯迅：這不只是“使命”，更是自己生命的需要了。

這完全是一個自覺的選擇：不停地講魯迅，從大學講到中學；從學校講到社會，到工廠，到民間組織，到讀書會；從大陸講到臺灣地區；從國內講到國外……樂此而不疲，越講越起勁，而且越來越自覺。總結起來，背后有三個理念作支撐。

其一，認定魯迅的思考不僅針對他所處時代問題，而且深入中國歷史文化深處，國民性深處，人性深處，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恒性。他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的作家、思想家，“魯迅活在當下中國”。這就有了與當代讀者作跨越時空的對話的可能。

其二，認定對于魯迅這樣的經典作家，研究者不僅有闡釋的職責，還有發現、發揮、再創造的廣闊天地與權利。在學術史上，經典和經典作家被研究、闡釋的過程，就是不斷被豐富與發展的過程；經學史上的“儒學”就已經不完全是“孔丘”個人的創造，而是一個歷代儒者的集體創造物，每一個具有創造力的研究者都對經典文本作出了自己的獨特理解、發揮和添加。在我看來，方興未艾的“魯學”也同樣如此：研究魯迅，就不僅是“講魯迅”，還要“接著往下講”，甚至“往下做”，并在這一過程中，建構屬于個人的即“XXX魯迅”。這樣的打上個人烙印的“魯迅”，既對“魯迅本體”有獨特發現，也會有遮蔽，本身就成為被后人研究、借鑒、質疑的對象：這都會豐富、深化人們對魯迅本體的認識，魯迅本體是可以不斷接近而不會完全被窮盡，這也是魯迅的魅力所在。

其三，認定魯迅思想與文學具有原創性，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泉之一。因此，向年輕一代講魯迅，讓魯迅思想與文學在他們心靈上扎根，是民族精神建設的基礎性工作：我的“講魯迅”的歷史使命感正因此油然而生。對我個人而言，講魯迅還是一個不斷提高自我精神境界的過程；同時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我正是通過講魯迅在研究方法上，試驗將文本細讀中的語言賞析與審美體驗有機結合起來，希望達到一種真正魯迅文學式的感悟與把握。另一方面則是進行“學術文體”的嘗試，創造一種“演講錄”體的學術著作：這樣的有著明確、具體對象，并有現場反應的讀者、聽眾意識的文本，它必然是開放式的，還會不同程度地展現研究的原生狀態，既經“梳妝打扮”，又顯出“蓬頭垢面”的真容，是別有一種生氣與趣味的。不想把學術研究弄得太死，想把它弄得好玩點，活潑些，并多少有點觸動人心的人情味：這也是我的一貫追求。

感謝浴洋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余編選了這本《錢理群講魯迅》，我自己也編選了一本《錢理群新編魯迅當代讀本》，這不僅是為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也意味著，我在年屆82歲，進入生命最后階段以后，又回到了魯迅這里，我的下一步研究重心將會從前一段著重政治思想史、民間思想史研究再轉回研究魯迅：“守住魯迅”，最終還是我的學術之根，生命之根。

2021年3月10日急就